布卢瓦城来的漂亮朋友(328)

　　“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因此以后政府的官方说法将是‘天主教是在法兰西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宗教’。”

　　大主教勉强地点了点头，“还有那一条不允许教会资助选举的条款呢？”

　　“难道这一条通过之后，你们就不插手政治了吗？”吕西安翻了个白眼，“再说，这一条只是禁止你们给选举捐款，并没有禁止你们和政治家们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呀。我相信如果价格合理的话，他们也有房子和土地要出售的——话说回来，我觉得我的那些葡萄园值得一个更高的价格，比方说吧，六百万？”

　　“您可真有商业头脑。”大主教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吕西安，“好吧，我相信当地的教会能够给您开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的。”

　　“真的吗？那可就太好了。”吕西安拿起酒杯，朝着主教举了举，“那么如果是一份这样的法案的话，您和教会就不会反对了，是不是？”

　　主教有些勉强地举起杯子，“不会公开反对。”他的声音变得低沉，如同患上了感冒。

 

第177章 空白支票

　　自从那一天去大主教府邸赴晚宴后，吕西安就竭尽所能，试图在教会和费里先生之间进行斡旋，以得到一份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而夏尔则替部长阁下鞍前马后地跑腿，他像一只信鸽一样，在文化部的大楼和互不相让的两方之间飞来飞去，传递信息。

　　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之后，吕西安却失望地发现，他们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这个结果主要归咎于费里方面，这位前总理一贯以固执著称，在谈判当中他几乎不愿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尤其是在关于教育和天主教会政治地位的条款上，他完全是寸步不让。

　　费里的顽固不化也逐渐让天主教会丧失了耐心，从谈判开始到现在，教会已经做出了不少的让步，而儒勒·费里似乎完全对此不加考虑。在大主教给吕西安的亲笔信当中，法座阁下已经开始质疑费里先生的诚意，同时暗示如果谈判无法继续下去的话，天主教会也不介意鱼死网破。

　　于是，他不得不亲自下场，给费里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对方能够表现的通情达理一些。那封信寄出去的三天之后，费里先生用一封请柬作为回复：他邀请吕西安去他的府上用晚餐——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众所周知，政治上有意义的谈话，大多是发生在餐桌上的。

　　这一天的晚上，吕西安一个人乘车去了费里的家里——在请柬上，费里先生特意注明，他希望能够与部长阁下单独谈话。而根据夏尔的说法，他并没有得罪费里先生，因此这样的特意强调就显得尤为有趣了。

　　费里先生的房子是位于圣日耳曼区的一座两层小楼，外墙刷成纯白色，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种满玫瑰和郁金香，至于房子的后花园则被租了出去，和府邸之间用一道矮墙隔开。这样精打细算的安排显然出自于在财政方面颇有心得的费里先生本人之手，后花园的租金可以用来支付维持自住部分的开支，因此在这个并不时髦但却安静的社区里，他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住的比一般的中产阶级舒服的多。

　　费里先生在门厅里迎接了吕西安，他穿着家常休闲的衣服，而吕西安则穿着赴晚宴用的礼服。这令吕西安有些尴尬，但费里却对此视若无睹。

　　“费里夫人去乡下了，”他带着吕西安进门，“所以晚餐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希望您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吕西安微微挑了挑眉毛，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支开？他对费里先生将要在晚餐桌上向他说的事情越发感到好奇了。

　　费里先生的餐厅比起大主教的宴会厅要简朴了许多，虽然这位前总理是个革新派，但在家居装潢方面他却选取了传统的风格。餐厅的墙上贴着芥末黄色的壁纸，挂着几幅描绘乡村生活或是各种运动的油画，看起来并非名家手笔，但与周围的环境也称得上协调了。餐厅里砌着一个大理石的壁炉，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炉火，略微弥补了稀少昏暗的灯光。

　　晚餐的气氛十分压抑，费里并不以热情好客著称，而吕西安也感到颇为不自在。晚餐的菜色完全无法和吕西安自己家里的食物相比，排骨做得很老，豌豆汤太过油腻。配餐的是1885年的波尔多酒，这并不算是一个好年份，更不用说侍候晚餐的只有一个老仆人和一个厨娘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顿极具中产阶级特色的晚餐，而吕西安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一顿晚饭了。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后，那个老仆人给两位政治家拿来西班牙产的雪利酒，还有一个银质的雪茄盒子。

　　费里先生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深深吸了一口，“我想您一定觉得我冥顽不灵吧——在我拒绝了您提出的这么多种让步方案之后。”

　　“如果我否认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吕西安直率地回答，他并不想要掩饰自己对费里的不满，那种虚伪的客套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愿意接受您的那些妥协案，是因为我觉得您没有尽全力。”费里将酒杯举到面前，透过金黄色的酒液凝视着吕西安，“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双方合作，我们可以在议会得到足够的支持来通过一份比您的妥协案大胆的多的法案——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彻底终结。”

　　“您觉得我怎么样才算尽了全力呢？”吕西安反问道。

　　“运用您的影响力，做一些政治交换——您现在是部长了，虽然我们国家的部长更换的速度比时装的款式变化还要迅速，但您如今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您就能够发挥这个办公室的影响力。”

　　“是吗？”吕西安声音里带上了若有若无的嘲讽，“那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您的法案，您的政治遗产，我为什么要为了它来动用我的影响力呢？”

　　“我想‘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这样理想化的理由是不能够说服您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现实主义者。”

　　吕西安曾经回顾过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这个通常都会热血沸腾的年纪里，他从未信仰过任何思想，对一切的理念也都冷眼旁观，这样的冷静甚至让他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惊异。

　　当他还在上大学时，曾经加入过几个学生组织，那些大学里的学生俱乐部和读书会是激进思想的温床，年轻的大学生们挤在充满了烟味的阁楼上，喝着廉价的烧酒，嘴里说着那些时髦的名词——无产阶级，社会改良，帝国主义，反教权，剩余价值，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时候这样的聚会还会有几个女性加入，她们会讨论妇女投票权——即便是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也没有让妇女们得到公民的权利。吕西安还记得一个来自马赛的姑娘，她的长相已经在记忆里模糊，每次说话时都显得很愤怒，“美国的黑人奴隶在内战后都有了投票权，而女人还没有——很明显社会并没有将女性视作真正的个人。”

　　在这样离经叛道的聚会上，吕西安总是附和大多数人的观点，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别人说过的话用漂亮的词藻包装一下再从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活动不过是一个见世面的场所，而他发言也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他像是一个漂亮的器皿，无论当政的是什么派别，这个派别持何种政治思想，他都可以全盘接受——就像一个水晶瓶子，无论盛放哪种颜色的液体都显得华贵优雅。他可以支持任何思想或是反对任何思想，只要这对他有利就行。

　　“那么我就直说了，”费里的声音打断了吕西安的沉思，“我愿意做出一点让步——考虑到那些即将因为这个法案失去工作的修女和修士，我愿意给教会学校以五年的宽限期，五年之后，所有的教会学校必须关闭；同时教会的财产政府也不会予以没收，而是由教会自行处置。”

　　“如果您愿意帮助我向教会施压的话，那么我愿意对您的损失做出补偿。”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