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塔笔记(25)
小女朋友回头:“你朋友挺无趣的。他平时都这样吗?”
阿诺德哈哈大笑:“他是数学家。剑桥数学系毕业的。”
他问我:“你和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
我耸肩:“挺好,就那样。”
阿诺德似乎有点诧异,但没有再追问下去。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就是白厅的大理石走廊,吉普转进左边的小街,街角的灰色墙砖上着“Downing street”的牌子。阿诺德把车停在一栋白色建筑外面,让小女朋友在车内等着。
我眯起眼睛抬头辨认:
内阁作战办公室。唐宁街7号。
“艾伦,”他叫住我,犹豫了片刻:“如果你是要去见C,谨慎一点。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告诉我。”
我很诧异。
“你知道C?”
“我不知道,我爷爷知道。他是情报局真正的BOSS,加西亚先生负责军情六处,林德曼负责军情五处,他掌握整个情报局。”
“C长得什么样?”
“我不知道,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你见面就知道了。”
他往吉普走去,夕阳把街道和他的影子都拉得很长。
我叫住他,指指吉普:“阿诺德,那是第几个女人?”
“我们分开后第三个。”他想了想,好像觉得不对:“好像我们本来也没在一起过?”
“你该找个人定下来了。”
风流医生挥挥手:“我还想再玩几年。”
就像我告诉阿诺德一样,我和安得蒙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甚至没有时间见他。安妮告诉我,加西亚先生一半的时间都不在普林顿庄园。他具体在哪里我无从知道。
接到文件,我5月13日回到一号办公室,腿上绑着石膏,拄着拐杖,开始正式解密机的设计工作。
我一直在思考C的批文:
请转军情六处政府密码学院,艾伦。卡斯特。(C)
这意味着C绕过安得蒙直接联系我,提名由我设计“迷”的解密机。
对此安得蒙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他只是在我回去后的第二天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明由我全权领导一号办公室。
文件是女助理安妮交给我的,安得蒙的花字体签名就在最后一页末尾。
“艾伦,加西亚先生真信任你。”安妮扬了扬波浪形卷发:“不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你。”
她看着我:“我听到荷兰投降的消息了。艾伦,我们能胜利,是吗?”
我说:“我们会胜利的。”
“听说纳粹在焚烧犹太人和外国特工。”
“加西亚先生不会派你去占领区执行任务的。”我尽量安慰她:“你在国内很安全,别怕。你走了谁帮他处理事情?会没事的。”
我发现安妮竟然有些微微发抖。
她点了点头:“我会没事的。”
安妮用力抓住我的手臂:“六月底,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
在这之后很长时间,我再也没有见到安妮。
后来人们告诉我,荷兰投降后我们的情报网络受到沉重打击,有四个重要谍报同事被纳粹逮捕,送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得蒙提出救援计划,安妮主动要求前往占领区贿赂集中营的纳粹军官。
她走的前一天为安得蒙送了的最后一份文件,在走廊里拦下我,说:
“艾伦,六月底,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
自此,我正式成为一号办公室的负责人。
5月31号,我终于拆去了腿上该死的石膏那天,被告知要见C本人。
其间我只见到安得蒙几次。
他换了一辆车,劳斯莱斯幻影III,依然是黑色。我几次看见彼得拉开车门,他从后座下来,身边跟着不认识的人。
正是午餐时间,我去餐厅,在走廊和上安得蒙擦肩而过。
他叫住我:“艾伦。”
安得蒙穿得很正式,浅灰色西服配深色领带,像是刚从重要场合回来。这是琳娜事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站在一幅静物油画的复制品前面,画里落在早餐蜂蜜面包上的阳光似乎穿透画布,流泻到了他浅金色头发上。他更消瘦了,腰挺得很值,抿着嘴唇,眼眶因为过度劳累而凹陷下去,目光却显得炯炯有神。他一向很要强,从来不向我露出脆弱的一面,所以这一次我见到的又是那个军情六处负责人,强硬派领导人物安得蒙。加西亚。
他示意随行的人先走。
“C想见你,艾伦。明天下午六点,唐宁街7号。”
我点了点头。
“你不该同意安妮去占领区。她可能会死在那里。”
“她会活着回来,她是我最优秀的部下之一。不列颠需要她。”
我沉默的站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安得蒙突然抱住我。
措不及防。
我们落在后面,走廊上空旷无人,他就这样抱了我很久。
我的胸膛贴着他的胸膛,几乎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才说:“艾伦,幸好你没事。”
我问他:“如果琳娜是清白的。你会遵守婚约和她结婚吗?”
安得蒙突然有些僵硬,抱住的我手臂不自然的收紧。
我抬头,看见他低头看我,纤细的睫毛垂下来。
他似乎有些难过:“我会的。你知道我早晚要娶一位名门小姐。”
“艾伦,”安得蒙声音总是很轻,柔和得像当年学院外酒吧窗户上悬挂的风铃:“告诉我不要结婚。”
“我说不要,你就不娶女人了吗?”
有时候安得蒙执拗得像个孩子:“我想听你说。”
“好吧。”我耸耸肩:“亲爱的,不要管什么女人,嫁给我吧。”
现在想起来,这句玩笑话听起来像是求婚。
安得蒙放开我,弯起眼睛笑了起来:“好。”
他突然拉起我的左手,仿佛仪式一样,轻轻吻了吻手背。
然后他走了。
第二天我就搭阿诺德的车去了唐宁街7号,内阁作战办公室,接受C本人的亲自召见。
第27章
内阁作战办公室。
“以为会看到一个没意思的老头子,艾伦”男人从山胡桃木办公桌后站起来,和我握手。
“我以为你会很严肃,先生。”我老实承认:“你是情报局的顶头上司。”
C和我想象差别很大。我以为会见到一个鹰钩鼻秃顶的老男人,不苟言笑,架着半月形眼镜,透过镜片上方看人。C是鹰钩鼻,但是比我预想得要健壮一些。我估摸他不到五十岁,深棕色头发,确实是鹰钩鼻,架着眼镜,眼神犀利,但是笑声很爽朗。
他穿着这种天气里稍显厚实的毛料上衣,端起咖啡杯。这让我想到叔父贝肯福德郡乡下酒馆里喝黑啤酒的大叔,而不是在小房间里处理帝国见不得人事物的头儿。
“很多人都那么以为。”他认真的打量我:“艾伦,你长大了。长得更像你母亲。”
我有点不自在。
“上次见到你,你还是个婴儿,躺在简怀里。”
“你见过我母亲?!”我大吃一惊。
C示意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自己也坐下:“咖啡?茶?”
“不用了,谢谢。”我说。
“我见过你母亲,”他语速很慢:“处理卡斯特夫人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我坐在他面前,大脑一片空白。
我能听明白他的每一个单词,但是不能组合成确切的意思。
“艾伦,我知道你很痛苦。当年我也痛苦过,签署处决命令的钢笔在颤抖,一份文件签了三次才成功……我想,再也见不到简和你父亲了。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你母亲是天才的密码专家,全英格兰找不到第二个像她这样有才华的人。处决她,对于情报局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直到安得蒙。加西亚到任才弥补过来。”
“你母亲掌握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手里有她和德国间谍联系的证据。安得蒙给你看过录像了,不是吗?”
“是的。”
“你知道她在为德国情报系统工作。”
我痛苦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是的。”
C摇摇头,转向窗外,只给我留了一个侧影。
“艾伦,我和你一样痛苦。”
“你不理解,是吗?”他喝了一口咖啡,把咖啡杯推到桌面最远处,仿佛那是什么让人伤心的东西,放得越远越好:“让我来告诉你……你母亲叛国的真相。”
C的陈述这件事情时很平静,他一直看着窗外,没有回头。
我突然想起安得蒙。
每当我问安得蒙的问题很难以回答,他也会侧过脸去看窗户外面,掩饰脸上的表情。
我想这也许是情报系统的人共有的习惯。
只是C叙述时,他突然显得苍老起来,像是突然发觉扛在肩膀上的沉重时光。
“情报局在《数学家报》上提出了最速降线问题,公开挑战说没有人能够求解答。之后六处一共收到了三份答案,一份我的,一份你父亲的,还有一份盖着剑桥郡的邮戳,那是你母亲的。这么多解答当中我的解答被评判为最漂亮,类比了费马原理,运用了光学方法。现在来看,你父亲的解法才是最棒的,真正体现出了变分思想,非常了不起……”
“但是最快的是你母亲。她的解法很随意,过程胡乱写在一张纸上——上午杂志送出去,她下午就解出来了,丢进邮筒里正好赶上末班邮差。第二天情报局收到了你母亲的答案,第五天才收到我的,又过了一周,才收到你父亲的邮件。”
“一个月后,我们同时接到军情六处的邀请,问愿不愿意通过特殊方式为国家服务。那时我第一次见到简。她有着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和柔和的卷发,让我想到像教堂壁画上的天使,而不是数学家。当时我在牛津任教,你母亲已经在剑桥发表过几篇论文,小有名气。我读过她的论文,非常有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