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4)

　　彼得什么都没有说，站起来，拉紧大衣前襟，踉跄了一下，走向流泻出热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软垫的木椅子，彼得听话地坐下了，双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列车员关上门，拿着茶壶回到桌子旁边，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椅子嘎吱一响。
　　“冷得厉害，是吧。”列车员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热腾腾的茶倒进去，“糖？”
　　“不用，谢谢。”
　　列车员往自己的茶里加了两勺糖，把杯子拢在手心里，放到下巴下面，像是要用蒸汽给灰白的胡茬浇水。风拍打着窗户，声音比在外面小得多。墙角有个带着长通风管的老式烧煤暖炉，散发出强烈的暖意，像厚毛毯一样把人裹在里面。彼得碰了碰杯子，检查自己的手有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您是在等从布达佩斯来的车吗？”列车员问。
　　“不知道。”
　　“不知道？”列车员反问，放下杯子，“那您在这里干什么？”
　　彼得耸耸肩，没有说话。
　　“在等人吗？”
　　“也不算。”彼得回答，眼睛看着窗户，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说赌博可能更适合，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
　　“‘瓦西里’是朋友还是债主？”
　　彼得看着列车员，笑了笑，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但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把手收回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
　　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站起来，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耳朵贴到喇叭旁边，皱着眉头，仔细地调整波段，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列车员调高音量，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
　　“天哪，您听见了吗？”
　　“我不会德语。”彼得回答。
　　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新闻结束了，被音乐取而代之。列车员关上收音机。
　　“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
　　没必要说明是什么墙，世界上只有一堵值得提起的墙。彼得瞪着那个头发花白的铁路公司雇员，张了张嘴，没能说出话来，弯下腰去，手肘支在大腿上，捂着嘴。列车员以为他要吐了，两步跨到彼得旁边，轻轻拍打他的背。年轻人挡开他的手，直起腰来，脸上因为暖意而恢复的一点血色又消失了。过了好久，他忽然开口了。
　　“您知道吗？我爸爸亲眼看着柏林墙建起来的，1961年8月12日深夜，要不就是13日凌晨，他在东柏林这一边，就在大街上，看着铁丝网拉起来——那天晚上还只有铁丝网，墙是后来才建起来的。我总是在想，爸爸有没有那么一秒考虑过要冲过去。”他沉默了几秒，想了想，“肯定是有的，任何人要是被墙和铁丝网圈起来，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猜。”
　　“可是您的父亲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柏林呢？”
　　没有回答，列车员又问了一遍，彼得像是没听见一样。从他的眼神看来，旅客已经离开这间窄小的车站办公室，躲进自己脑海中那片风暴频发的黑暗之中去了。


第4章
　　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电话会先响起，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挂上电话，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很礼貌，轻轻的三下。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大门关上，男孩翻个身，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继续睡过去。
　　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达恰”，就在黑海边，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尽管夏天早已过去。这栋“达恰”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空房间里回音重重。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吹散纸张，扫倒花瓶。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独自到海边去。沙滩冷清萧瑟，散发出腥味，布满尖锐的石子，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上面”的。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就算真的提起，也语焉不详，局促不安，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于是“上面”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像秃鹫投下的影子。
　　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诗歌集和乐谱。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父亲不会弹钢琴，也不准菲利克学琴，因为音乐是危险的。自母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乐谱是瑞士出版的，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这样一来，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
　　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世界报》和《费加罗》是肯定有的，偶尔夹杂着《快报》和《观察者》。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趴在床上，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糕点、裙子、打字机、烈酒和珠宝，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比如吸尘机，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在整个莫斯科，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
　　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八月底的报纸，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刊物都轮番登出了同样的照片：一位东德士兵跳过铁丝网，冲向西柏林。摄影师抓住了他腾空的一瞬间，这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盯着脚下的带刺铁丝网，右手抓住步枪肩带，准备把它甩掉。士兵背后的东柏林街道模糊不清，但看起来平凡无奇，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个士兵逃向西德。
　　“这里写着什么呢？”菲利克问，举起报纸给父亲看。
　　父亲瞥了报纸一眼，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儿子安静，站起来，把菲利克带到小阳台上，关上门。克格勃第五总局在每一个军官家里都安装了窃听器，要躲避监听，只能找借口到外面去。父亲从菲利克手上拿走报纸，对折，遮住凝固在铁丝网上方的士兵，“别看，别问。绝对不能在学校里提起，也不准和瓦西里说，明白了吗？”
　　不能和瓦西里说的事情，一般都是那些会导致克格勃半夜把他们抓进卢比扬卡监狱的事情。自那天之后，父亲把报纸锁在书房里。菲利克暗自后悔自己乱问问题，丢掉了那扇通往新世界的窄窗。
　　有关柏林墙的消息像融化的雪水一样，缓慢渗入莫斯科。10月30日，苏军坦克和美军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对峙三天之后，校长要求所有学生阅读《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每个人都要写长长的报告，证明自己懂得“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必要性，论证热爱和平的苏联是如何被卑鄙的帝国主义者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出手“保卫东柏林的自由”。菲利克像其他孩子一样按时交了报告。那个跨越铁丝网的东德士兵是他一个人的秘密，菲利克小心地把这幅画面埋在脑海深处，感觉就像偷偷瞥见了舞台后面的机关，于是灯光下那些曾经令他屏息的表演，现在都变得稍稍逊色了。他一时为这个想法感到骄傲，一时又觉得十分羞愧，仿佛成了叛徒似的。毕竟，人们怎么能质疑《真理报》上刊登的文字呢？
　　他还是偷偷把东德士兵照片的事告诉了瓦西里，想知道对方有没有和自己一样的困惑，对门的大男孩今年开始担任亚森捏沃地区的少先队队长，是菲利克心目中仅次于父亲的权威角色。瓦西里向他保证那张照片一定是假造的，尽管他解释不清楚照片如何才能造假。这就证明了禁止外国报纸是有道理的，免得孩子们都像菲利克这样胡思乱想。
　　“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呢？”瓦西里问。
　　“我没有。”菲利克小声辩护，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又移回来。
　　“你没有和别人说起这件事吧？”
　　“没有了。”
　　瓦西里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膀，“别乱想了。”
　　菲利克点点头。
　　他很快就把跨越铁丝网的士兵忘到脑后。学校里有许多别的事值得忧虑，比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瓦西里轻松入选，菲利克甚至没进地区预赛。新学期的代数课太难了，物理也是。他的身体也致力于让他难堪，菲利克长高了，裤腿跑到了脚踝上面，袖子滑到手肘，看起来很可笑。他觉得自己的四肢长而笨拙，像一头不知道怎么走路的长颈鹿。大概是为了让菲利克的日子更难过，普利亚科夫始终没有放弃滋扰他，多半是把自己对瓦西里的恨意都发泄到小跟班身上。
　　“帮不了你，小老鼠。”瓦西里说，两人坐在体育馆看台上，看着其他人在泳池里扑腾，普利亚科夫正奋力游向橙色浮标，别的不提，这男孩确实是个很好的泳手，“不是我不想揍掉那个蠢蛋的牙齿，但如果你想彻底摆脱普利亚科夫，就得自己动手。”
　　“你也会这样跟尤莉娅说吗？”